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來源: 編輯:user 發布時間:2017-08-11字體: | 關閉本頁

一本主題圖書如何走向全球

      編者按:通過出版“走出去”傳播中國文化,已成為出版人義不容辭的責任。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(簡稱“上海交大社”)的一本主題圖書,兩年重印10余次,銷量超過50萬冊,并被翻譯成5種語言輸出海外,在全球范圍內好評如潮。該社常務副總編輯李廣良解讀了這本書走向全球背后的秘密。
  上海交大社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家大學出版社,成立于1898年,最初名為南洋公學譯書院,以“為成材之助、周知四國之為”為使命。當時,由嚴復先生翻譯、近代著名出版家張元濟先生一手主導的亞當·斯密《國富論》(當時名為《原富》),就是由南洋公學譯書院首次全本出齊的??梢?,上海交大社在110年前就已有了國際合作的基因。
  百余年后,2014年11月,上海交大社的一本主題圖書——《平易近人——習近平的語言力量》(簡稱《平易近人》)正式出版,兩年多重印10余次,發行超過50萬冊,并承載著中國領導人的治國方略走出國門, 除了中文版、軍事卷兩個版本外,已輸出英語、日語、韓語、阿爾巴尼亞語、阿拉伯語等5個語種,馬其頓語版也正在計劃中。英語是國際通行語言,日本、韓國是重要的周邊國家,阿爾巴尼亞、阿拉伯、馬其頓則是“一帶一路”沿線的重要國家和地區。
  
  多語種出版,打造一個小IP
  2012年,黨的十八大召開,習近平任中共中央總書記,他提出的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得到了全國人民的真誠擁護,講話中經常使用形象比喻、俗文俚語和詩文,用老百姓的語言說出老百姓的心里話,成為他的一大特色。由于上海交大社沒有編輯出版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的優先權,又考慮到語言學、馬克思主義都是我社的優勢板塊,因此,我們轉而從語言角度出發,策劃出版了《平易近人》,上市后引起了強烈反響。
  對于這樣一本好書,上海交大社國際合作部自然不會放過。我們采用“借船出海”的模式,與外文出版社(簡稱“外文社”)通力合作,聯合出版了《平易近人》英文版,并于2016年1月在印度新德里書展的中國主賓國活動中聯合舉辦了英文版首發式。
  韓文版是由韓國出版社主動提出合作意向的。合作過程中,我們要求韓方將譯稿發回審閱,還特地邀請中央民族大學教授仔細審讀。由于韓方想要趕在其他出版社相關圖書上市前推出此書,多次向我們催稿??梢?,韓國出版界對于反映當代中國時勢的圖書有很大的內在需求。日文版則是上海交大社和科學出版社東京分社合作出版的??茖W出版社東京分社多年來深耕日本出版市場,并進入了日本發行主渠道,在海外建設方面成績顯著。與外方出版機構相比,科學出版社東京分社在出版導向等問題的溝通上,基本能做到無縫對接。阿爾巴尼亞語版是由阿爾巴尼亞凡諾爾出版社出版的。
  自從《平易近人》推出英文版后,許多國家的出版商都和我們聯絡。比如黎巴嫩的阿拉伯科學出版社,正在和我們接洽阿拉伯語版;馬其頓的Kultura出版社,正在和我們接洽馬其頓語版。我們也給自己訂了個“小目標”——把“平易近人”四個字打造成一個小小的IP。
  及時調整戰略,抓住外交新機遇
  上海交大社的“走出去”工作,主要依靠“三駕馬車”。第一,主題出版“走出去”,向世界說明中國。除了《平易近人》外,上海交大社還推動成立了東京審判研究中心,整理出版東京審判核心文獻和研究叢書,迄今已出版庭審記錄83卷、證據文獻53卷、訊問記錄73卷、庭審記錄中國部分漢譯本12卷、研究叢書13卷。其中,《東京審判:中國的記憶與觀點》英文版輸出到了劍橋大學出版社,入選劍橋中國文庫(Cambridge China Library),還獲得了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(簡稱“總局”)“經典中國國際出版工程”的支持。另外,其中還有兩項版權輸出給了帕爾格雷夫·麥克米倫出版社。此外,《猶太人在中國叢書》也已出版了中文、英語、德語、希伯來語等四個語種,其他版權輸出工作仍在進行中。
  第二,學術出版“走出去”,做學術成果走向世界的橋頭堡。學術出版是大學出版社的主業,凡是社內的重大學術出版項目,我們基本都實現了版權輸出,包括向愛思唯爾輸出《錢學森文集》、向De Gruyter輸出《光物理研究前沿》(全8卷)、向勞特里奇輸出《當代語言學研究文庫》、向施普林格輸出《走進殿堂的中國古代科技史》《能源與環境出版工程》《轉化醫學出版工程》等。輸出對象基本涵蓋了歐美的大型學術出版商。
  第三,“一圈兩帶”成為“走出去”新亮點。過去,我們的版權輸出對象以歐美大型、主流出版機構為主,用三個字來說就是“高、大、上”;后來認真學習領會相關政策精神后,逐漸理解了“一帶一路”和周邊國家在國家外交布局上的重要意義,將戰略調整為歐美國家和“一圈兩帶”國家并重,拓寬了版權輸出的地域和語種范圍。
  關注政策動態,提升“走出去”效率
  總結《平易近人》版權輸出以及上海交大社“走出去”工作的經驗,主要有以下幾點:
  首先,要抓住中國文化“走出去”的戰略機遇,緊緊依靠總局的指導。其一,在政策方面,總局領導的重要講話和“十三五”規劃等包含了未來工作的方向和著力點,要認真學習。其二,在項目資助方面,一家出版社在國外市場單打獨斗、自負盈虧,往往困難較大。近幾年來,上海交大社多個項目獲得總局“經典中國”“絲路書香”等工程的支持,包括總局與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合作的“中國圖書對外推廣計劃”,以及國家社科基金的“中華學術外譯項目”。其三,在平臺支持方面,要利用好國際書展,特別是主賓國活動。法蘭克福書展主賓國活動期間,我社舉辦了江澤民學術著作英文版首發活動;倫敦書展主賓國活動期間,我們舉辦了《錢學森文集》首發式;美國書展主賓國活動期間,我們舉辦了《東京審判證據文獻集成》首發儀式。
  其次,出版社領導要重視“走出去”工作。社領導要把“走出去”納入出版社發展的總體布局。近年來,上海交大社確立了四大主戰略,即“專業規?;?、產品經營化、平臺國際化、業態數字化”。出版社不能為了完成任務而“走出去”,要發自內心地想“走出去”。
  一方面,“走出去”可以確立出版社在母體機構中的獨特地位。我國很多出版社都屬于某一個單位的附屬機構,獲得上級單位的支持,是出版社取得突破性發展的重要因素。而能夠獲得多少支持,要看出版社能夠在上級單位發展中發揮多大作用。不幸的是,出版往往并不屬于上級單位的主業范疇;幸運的是,在很多時候,“走出去”可以發揮獨特的作用,將出版業務納入上級單位的總體工作布局。以大學出版社為例,國際化是國內外眾多大學的核心戰略和發展目標之一,也是近二三十年來國內外高等教育界的熱點。除了師資、學生、課程、研發、校區等,通過國際一流學術出版商輸出學術著作,將優秀的學術成果傳播到國際學術界,是大學出版社“走出去”工作在學校整體規劃中能夠扮演的特殊角色。
  另一方面,“走出去”可以幫助提升出版社的核心競爭力。一般來講,能“走出去”的圖書,在策劃水平、內容質量、表述方式等方面總是技高一籌。不斷推動“走出去”,年年增加“走出去”的品種,更多地向國際頂尖的出版商輸出版權,可以促進國內出版社動員更多編輯力量、策劃更有影響的選題、尋找高水平的作者和內容、斟酌更通用的話語體系。也就是可以倒逼出版社提升選題水平、多出精品。
  從出版社整體層面來看,相比“引進來”,“走出去”使出版社有更多機會跟國際先進的經營理念碰撞,學習他們對數字化等新趨勢的研判,以及國際先進的出版產業運作方式。
  再次,要建立專業化的人才隊伍。從2008年起,上海交大社就專門設立了國際合作部,目前有6名專職工作人員,均為“海歸”人才,按照輸出地域、圖書品種、引進或輸出等進行分工。出版社對其按照“走出去”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進行考核。
  另外,版權輸出還有三點注意事項:第一,要注重合作伙伴的選擇。國外出版商,打交道最直接;國內出版商(含國外分支機構),政治上最可靠;版權代理公司,最能按照經濟規律辦事。特別是主題圖書,合作伙伴在政治上一定要可靠,對合作一定要重視,辦事效率一定要高。同時,還要找對合適層級的人。外商的版權經理并不負責對接中國出版“走出去”;策劃編輯的訴求是尋找好的選題,但需要符合對方既有的運營框架和流程;最后,就是老板,編輯有的是盈利壓力,老板則有支出推廣預算的權限,可以打破框架、改造流程。
  第二,翻譯問題至關重要。曲解了原意就背離了“走出去”的初衷。直接由海外合作方進行編輯加工,既有好處,也有不符合中國國情的地方。比如,我社《中國能源問題研究》中的“改革開放”,中央編譯局翻譯為“reform and opening up”,愛思唯爾的編輯改成了“reform and liberalization”,出現了原則性錯誤,需要我們及時糾正。
  第三,“走出去”要靠源源不斷的優秀選題來支撐。例如,在國家“十三五”重點出版物規劃中,上海交大社共有17個項目入選,大多由社領導領銜,社內骨干力量策劃編輯,為我們“走出去”提供了核心的內容支撐。

(來源 :出版商務周報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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